随著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有两大青年群体在城乡接合部聚集，一是本地青年，他们因拥有房租收入而衣食无忧，但精神生活却极其贫乏；二是外来务工青年，因这里的房租等生活成本低而栖息，他们还在为生计艰难奔波，为社保、子女上学问题焦急，有的甚至行走在法律边缘。这两大青年群体都难以融入现代都市文明中。
他们需要统筹城乡政策的阳光照进现实，更需要文化、精神，甚至心理上的援助，更需要素质的全面提升。
行走在城市边缘
实习生 王雪迎 本报记者 刘冰
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周边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形成了一个个都市边上的村庄。这里原本是郊区，属於农村，但随著城市的延伸，这里便成了“城中村”。
杂乱无章的自建平房，春日里狭窄泥泞的小巷，冬日里四处冒著浓烟的烟囱，在人们的印象中，城乡接合部就是脏、乱、差的代名词，是个藏污纳垢之地，是治安案件的高发地，是民工和“三无”人员进军城市的前沿。
在这里，城市和乡村仿佛是分不清界线的，它们融在一起。但在董战武和他老乡的眼里，这个界线又是分明的，在他们眼前，那个触手可及的城是有形的，是有城墙的，高高耸著，让他们无法进得“城”去。
“我们这样的人保障在哪里啊”
2006年5月，27岁的董战武从甘肃平凉来到乌鲁木齐打工，来之前听人说乌鲁木齐是个移民城市，这里不像其他地方那么排外，如果混得好，说不定可以成为城里人。
“成为城里人！”抱著这个梦想，董战武拎著两个大塑胶行李包走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。
“哪里租房便宜些？”他的头发蓬乱地直立著，操著带有甘肃口音的蹩脚普通话，向附近商店打听。
“去大湾吧，那里都是自家盖的房子，环境差些，房租便宜。”
大湾，过去是乌鲁木齐县的一个乡，几年前“撤村建居”了。在大湾，董战武顺利地租到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，屋里只有一张床，一个小柜子，每个月120元，这个价格他还可以接受。他是个瓦工，在建筑工地干砌墙、抹灰的活儿，每天一般能挣120元，由於新疆天气寒冷，冬天不能施工，一年能干足8个月的活儿，有两万元左右的收入。
在找工作的头几个月，董战武有些纳闷：在其他城市都有正规的民工市场，包工头来招人时，都会签一个劳务合同，其中附带一份一元的急救工伤保险。但在这里，农民工兄弟们很少听说保险的事，他们觉得只要有活儿干就成。
然而，董战武担心的工伤赔付问题，还是在自己身上发生了。
2007年8月，董战武在二道桥附近新建的一个楼盘做工，当时他正在四层专心地过大梁、抹灰，楼下的工人正在贴保温板，楼上也在施工。突然，一块30厘米厚的木质夹板从楼上掉了下来，直砸向董战武的左肩，他顿时被巨大的压力冲倒，掉进旁边的绿色防护网里，鲜血把整个左肩染得通红，刺骨的痛使他脸上沁出大颗汗珠。
工地负责人立即将他送往南湖医院治疗，检查结果是锁骨骨折、三根肋骨断裂，住院共花了2320元。就在董战武想著“自己本来就是干体力活儿的，受这么重的伤，这以后可怎么办啊”时，包工头已经拟好了一份责任书，上面写著：董战武此次安全事故由於本人未系安全带所致，事故完全由自己造成，现赔付医药费1．1万元，后续问题与本单位无关。
董战武气极了，他们就这样轻易地划清责任了，在工地上干活系安全带是个常识，谁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，他们违反了不能三层同时施工的规定却只字不提。看他迟迟不表态，包工头威胁说，“如果不签责任书的话，医药费也要自己付。”“这不是要命吗？”无奈之下，董战武在公证处公证下签了责任书。
半年来，每次一变天，他的左肩就开始酸痛，重一点的体力活儿也不能干，他长久以来赖以生存的瓦工技术只好暂时放弃。现在他连做检查的费用都没有，没人管没人问，只能在小屋里静静养伤。
有时候，董战武也会纳闷，即便自己觉得和城市人穿得一样好，别人还是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外地农民工，在城里，说话的口音、表情、动作，似乎都成了被歧视的理由。
但这些，还都不是他最关心的，他困惑的是，同样是人外地农民工的权益难道真的一点儿都不能予以保障吗？那些高耸入云的大楼，哪个离得了这些建筑工人，可谁又想到那些工伤事故葬送了多少农民工的权益，这些原本靠体力吃饭的农民工以后该怎样生存？可是，这些却从未有人过问。
有人告诉董一件前不久发生在乌鲁木齐市的事：一位从湖北来乌鲁木齐市打了12年工的农民工，5岁的儿子在市区一家托儿所被摔成“十级伤残”，当他到当地法院起诉后，法院按“农村居民”的低赔偿标准判决，他的孩子只获赔5300多元，与“城市居民”的赔偿标准相差上万元！
而前不久在报上看到的一则消息——城乡居民病有所医同享医疗保障，更让董战武内心不能平衡，城里人有医疗保障，农村人也有了医疗保障，而自己现在是哪的人，他自己也搞不清楚。算城里人吧，没有城里户口；算农村人吧，自己又没有土地。
“我们这样的人保障在哪里啊？”董战武感叹。
城市边的孩子，上个学咋就这么难呢？
37岁的蔡长春是董战武的老乡，也在大湾租房住，他和两个孩子住在一起，一直靠在商店赊账度日。
2月3日这天，已经给他赊了300多元账的小商店没开门，原本可以每天在老乡商店赊五毛钱一包榨菜的愿望泡了汤。
头天在馍店赊的20个馒头还有一半，长得虎头虎脑的儿子小军拿起一个馒头狠狠咬了一口，边吃边说：“馍馍最香了！”说著，用手使劲地在一个有些榨菜残渣和些许红油的碗上擦了一下，把蘸著残渣的馍块嚼得津津有味，碗底抹亮了，又把馍馍全部掰成小块放进碗里，用开水泡著“呼呼”地一顿狼吞虎咽。
两个孩子没人管，在工地做小工的蔡长春不敢走远，只能在附近找些零工干，最近他和老乡董战武承包起了大湾社区的冬季扫雪任务。
蔡长春永难忘记的一天是去年的6月19日，那是大女儿兰子的8岁生日，妻子中午出去上班前，换上了他花300多元给她买的新牛仔裤、皮鞋、花衬衫和皮革包，蔡长春还嘱咐著晚上早点回来给女儿过生日。
下午，蔡长春买了几斤羊骨头，还有胡萝卜、洋葱、大蒜、生姜等，在家里炖起了骨头汤。
晚上9时了，妻子没回来。11时，蔡长春跑到车站接老婆，在车站等到次日淩晨2时，还是没见到人。
第二天，他跑到妻子工作的超市，经理说这里一直就没这个人。
蔡长春懵了，妻子这两个月说上班原来都是骗人的。一连几天没音讯，后来传出，妻子跟一个四川打工仔跑了。
他每天都急得睡不著觉，不是想妻子，而是儿女一个9岁、一个7岁，都到了入学的年龄，却上不了学。
他跑遍了附近的小学，借读费一学期最少都要500多元，两个孩子一年就要2000多元，他哪来这么多钱啊！
兰子看到平时一起玩儿的伙伴每天背著书包上学、放学，心里很羡慕，她总是摇著蔡长春的肩问：“爸，我啥时候能上学？”
面对女儿渴求的眼神，蔡长春只好骗她说老家教学品质好，今年就把你送回去念书。
有了这番承诺，兰子不再缠著父亲不放了。
可蔡长春实在想不明白，城里的孩子可以享受国家9年义务教育，农村的孩子也可以享受国家的这个政策，为什么生活在城市边上的孩子，就没人管了呢？上个学怎么要花这么多钱，这么难呢？
蔡长春心里清楚，甘肃——自己的家乡，那里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。不要说土地，就连自己住的窝也已经没有了。
父母早已过世，家里3孔旧窑洞被整日游手好闲的哥哥以2000元的低价卖了，虽然有20年没回家了，但听同乡说，家乡好多人都盖起了楼房，蔡长春给自己算了一笔账，回去的好处是，孩子的借读费免了，以真正享受9年义务教育。
但回家“吃饭没锅、睡觉没窝”，批个地皮至少要4000元，盖三间砖房也得两万元，环视至今仍租住的10多平方米的小房间，他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来。
再说，他也不愿意离开城市，毕竟外出那么多年，让他再回去种地，他觉得并不合适，在他的脑子里，回家也要“衣锦还乡”，不能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。
他们原本也是用煤气做饭，但自从去年11月煤气灶具被人偷走之后，他再也没为孩子们做过饭，每天都是馒头、榨菜凑合，孩子正在长身体，每天吃这些营养跟不上，“要是孩子生病就更麻烦了。”
孩子们换下的脏衣服被蔡长春用脚踢到门边，买洗衣粉的钱没有，他不敢在商店赊，因为这不是最紧要的，商店老板天天见、天天催他还钱，他没事都不好意思出去，“现在就等著发扫雪的钱还账呢！”
蔡长春前几天帮附近的一个人家垒了一天砖，挣了50元，这是他最近一个月来的唯一收入，他花20元给自己的手机充了费，一个朋友没钱让他帮著充费，他就代充了，剩下的10元，他带两个孩子去吃了两份炒面。
熟悉他的董战武骂他：“不吃饭也要装个卖面的！”
蔡长春现在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孩子上学更是没边的事，他自己也不知道对孩子撒的谎要延续到什么时候。
他最近听人说，市政府对外来工孩子上学有了新政策，在乌鲁木齐市中小学就读的农民工子女，和其他学生一样享有同等权利，不用交纳额外的借读费用。
别人告诉他，政府为保证这些农民工子女顺利上学，颁布了《关於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实施意见》，明确规定农民工子女在相对就近的公办中小学就读并免收借读费，对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酌情减免杂费。
蔡长春对这将信将疑，但他更愿意相信这是真的，他希望政策的阳光，早一天照到自己孩子的身上，也好圆了自己对孩子们撒的谎。
“唉，孩子要是没学上，以后也和我一样没出息，但我不想让孩子没出息，做梦都想让他们上学识字，可为什么就这么难呢？城市真的不属於我吗？我真的不属於这个城市吗？”蔡长春一个劲儿地念叨著。
来源: 中国青年报 2008年02月18日